打开百年历史纠葛
《联合报》专栏以“回顾百年，前瞻新世纪”为主轴，推出“全球化元年—— 新世纪、新挑战、新思维”系列，承编者不遗在远，约我加入讨论。编者给我的题目是“打开民族主义与民主的百年历史纠葛”。我实无能力，更不敢妄想在短短一文中完成这一庄严的任务。几经考虑，我只能略略提出个人的历史观念，疏浅与漏失是不可避免的。这虽是一个历史性的议题，但鉴往知来之间，终不能与当前中国的现状全无照应。不过这种照应仅仅是原则性的，不涉及实际人事与政策，只有如 此，历史观察才能保持其最大限度的客观性。
三次政权移转的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
在整个二十世纪中，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，但两者相较，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。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认清的历史事实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标民族主义，其次才是民权主义，这一先后次序便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普遍心理。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：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；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，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 政权；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。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，便不难发现，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。不过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成分相当复杂，不能不稍加分。辛亥革命所凭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，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，因为它的主要号召力是“排满”，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。所以一九○二年东京革命派留学生开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一九○五年同盟会誓词中民族主义也只是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八个字。当时大概只有孙中山对欧洲的民族主义较有认识，但追随他革命的人则仍然取传统的解释。他们的基本策略是恢复明清之际民族仇恨的记忆——如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之类，以激动人心。尽管辛亥革命是在“列强瓜分在即”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，现代的 民族主义意识至少还没有透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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